在国家结构上，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宪法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宪法与经济社会发展应当互相促进，避免冲突。宪法宣誓、国家宪法日等宪法教育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主体的宪法知识和意识都有很大提高，在此基础上如何推进更具实效性的宪法实施制度，就成为宪法变迁的现实之问了。

所以说，社会权力必须经过遵循特定规则的过程才能转换为法律或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定，而且这些规则的制定还必须能够确保过程的结果为公众所接受。电报中，毛泽东还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在京中央委员开列了抽暇阅读的主要参考文件。宪法变迁中的党的领导，需要从党的领导条款的规范内涵、党的领导制度的运行机制、社会共识如何进入党的决策程序等方面展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全面实施的根本保证。五四宪法序言的第二个自然段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因此，尽管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现实变化的速度、力度、深度都很突出，但宪法文本应当与现实保持适度张力，在张力关系的调和中取得整体的平衡和长期的稳定。行政诉讼本身就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对行政机关的约束性、强制性规定很难一步到位，一步到位就很可能要走回头路，法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就有这样的教训。

[4]［德］沃尔夫冈·卡尔：《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马立群 译，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2期，第156页。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理念的确立、深化都离不开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在行政诉讼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对于行政权力监督的宽度和强度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策略，以此减少行政诉讼的阻力。通过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理念得以确立，倒逼了行政规则的建立和行政法律规范的完善。

体系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而且还需要成熟的条件和环境。一方面可以考虑制定行政法通则一类的行政基本法。

那么，行政法律规范如何进行体系化建设？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实现了法律的体系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更加强大、更加兴盛，两者不是当然的正比关系。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不仅扩大了行政诉讼的范围，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强度。按照传统分类法，法律体系建构主要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领域。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是法院审判活动的自然延伸。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也是如此，重点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问题。其次，提供司法案例，列出问题清单，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法不仅包括行政法总论，还包括部门行政法，过去我们常常过于关注行政法总论，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薄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提出契合了我国行政诉讼的立法目标，也延展了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范围和空间。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解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时候就必须进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创新即意味着要不断突破自我，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更新已经不合时宜的观念和规则。

一方面，行政法学研究与行政法治实践不能割裂开来，行政法学研究要扎根实践，脱离实践的研究是空洞且虚幻的，要坚持在实践中总结行政制度建设的经验。与此同时，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共识，是全人类的共同智慧成果，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共性，具有可以相互借鉴之处。

比如，我国行政审判中提出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就是坚持目标导向与效果导向相结合的重要改革举措。可以说，我们当今法治建设已经进入体系化建设的新阶段，行政法治建设也进入了行政法律体系化建设的新阶段。顶层设计与基层、部门创造的良好互动，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形成的有益经验。[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在内容上，既包括实体法也包含程序法，能够覆盖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方面，在行政法体系中起纲要性、通则性、基础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坚持了行政诉讼的法治底色，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时还协调好了行政关系，建构良好的行政法律秩序，实现了多方面的目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湖南省汨罗县、湖北省武汉市以及重庆市的法院先后建立了行政审判庭，审理了一批行政诉讼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也制定了审理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正是这些基层行政审判实践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努力催生了《行政诉讼法》的诞生。

另一方面，要重视行政法理论研究对行政法治实践的引导作用。[3]守正即意味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没有问题意识，制定的法律很可能与实践脱节，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可操作性。比如，行政诉讼范围不断扩大、举证责任制度更加科学、诉讼程序的设计进行类型化处理、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等一些措施，为优化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法律体系化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各高校积极建言献策，所提供的修改意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六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坚持目标导向就是要将建成法治政府作为基本目标，持之以恒、有规划、有步骤地推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首先，捋清了行政诉讼制度与民事诉讼制度的不同之处，这样才能实现行政诉讼单独立法。

三要坚持制定基本规范与部门法体系化相结合。通过发布具有典型性、疑难复杂的或者新类型的案件，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

五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坚持法治的基本理念价值相结合。另一方面，尝试在一些条件较为成熟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体系化建构。

另一方面，也要坚持法治的基本原则，比如宪法和法律至上、法律平等、尊重保障人权、人民民主、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等等。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结合。不能因为完成了体系化建设，从此就一劳永逸，这样会阻滞改革进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而我国则不同，法官可以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行政主体在管理上的漏洞、制度上的不完善发出司法建议，以促进行政主体完善行政管理制度，修改不适宜的规范性文件，加强执法监督。

根据初步梳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体系一词一共出现了119次，法律体系共出现了2次，制度体系共出现了9次，政策体系共出现了4次。行政诉讼的目标是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时候仅作出撤销判决、确认违法判决并不能切实回应行政相对人的实质性诉求，进而导致循环诉讼、重复诉讼屡禁不止。

尤其是要处理好法治和改革的关系，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通过改革完善法治。行政法律体系化要立足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理性，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国家大局。

从2010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推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后逐渐成为行政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由于行政法律规范本身就具有种类繁多、层级多样的特点，因此对行政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建构十分必要